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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II——一个来自萨帕塔社区的视角

政治经济学II——一个来自萨帕塔社区的视角

2015年5月

关于资本这条九头蛇，我们已经谈论很多了。那么还有个问题，我们必须做什么才能反击它？

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当答出“组织起来”之时，也意味着我们明白了事情的先后顺序，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所以这是一个想法——当它尚在你的脑海里时，它就只是个想法。当你开口谈论，这个想法就变成了你的言论。那么还差行动——真正组织起来。现在，当你计划安排组织时，要小心，因为实际情况不会如你所想所说的那样顺利。你将遇到很多障碍，很多挑战。

但如果我们缺乏组织，等到了2100年（当然可能我们中没有很多人能活到那时候），我们仍在高谈阔论理念、言论和想法，而资本主义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了。我们这些批判资本主义的人去了哪里？ 我们又做了什么？

好吧，这只是我们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以下简称萨民解）第六次委员会上与原住民革命秘密委员会的同志所讨论的一个想法。

我们将继续讨论经济在实践中而不是在理论上的运作，这些实践来自萨帕塔主义男男女女的抵抗。也正是通过这些实践，我们构建了一些想要分享的理论。

例如，我们是这样工作的：我们不接受来自政府的任何东西。事实上，我们甚至不与政府对话，没有任何我们的支持者这样做。即使他们把我们杀了，我们也不会与反动政府对话。我们如何将需要传达的消息告知反动政府？一种方法是通过善政议会的公开谴责，以便反动政府得到消息。要么就通过萨帕塔社区电台，因为正如我们昨天讨论的那样，政府有它的间谍和耳目，有人会录制萨帕塔社区电台上播报的这些消息，所以我们把信息放在这里传播。还有另一种方式，我们稍后会谈到。

我们很少用货币做交易。不过有的时候，比如说为了出行，我们别无选择，我们需要钱，因为我们必须用比索购买汽油，他们不接受玉米或豆类。金钱交易的需求是我们反对的、是我们斗争的目标所在。我在这里所讨论的，都会通过大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实例及解读展开，同时还有许多关于我们想做之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探讨加以补充。

以教育为例。我将告诉你们我们是如何为萨帕塔学校系统提出教学方案的。在其中一个地区，一位教育培训同志^[1]花了6个月的时间在该区域的蜗牛中心培训教育工作者和教师。数百名学生和即将成为教师的人都到那里接受培训。有一天这位同志回家看望家人。当他踏进父亲的家时，他说，“爸，我回来了。”他的父亲问道：“你带自己吃的玉米了吗？你带自己吃的豆子了吗？这里没有东西给你吃。”这名培训社区教育者的同志回应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父亲问道，“你根本不去工作。”“你怎么能说我不工作，爸爸，我明明是和同志们一块工作的呢？”“你的同志给了你什么？如果你的工作是一项服务，那他们为什么不考虑你也需要生存这一事实。”“不，问题是我们也在为此奋斗，”这名同志表示。“的确，但我们也需要生存下去才能奋斗。”爸爸继续说，“孩子，你应该回到那里。与自治机关谈一谈，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这种情况仍将持续，我们就一直没法充分组织。”

因此这位同志只得回去与善政议会谈这事，善政议会又去组织委员会的同志们，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治安委员会和信息委员会，同时也是原住民革命秘密委员会的同志们。他们聚在一起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议会和秘密委员会表示，的确，这项工作花费了很长时间，而且仍来日方长。所以我们需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讨论从我们该做什么而始。“好吧，我们得从我们仅有的一点东西里拿些什么出来。”“可是我们仅有的这点东西能维持多久呢？“嗯，只能维持一年左右。”他们开始苦思冥想，直到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个区域是集体劳动的，所有住在那里的支持者都参与着集体劳动项目。议会的提议是，教育促进者或社区培训教育者的支持者从他们自己的集体劳动项目中抽出点时间，然后到社区培训教育者家里的玉米田、豆田、咖啡田或牧场工作。这样一来，培训者就有了玉米、豆子、咖啡和一些动物，不过，这项工作是由其他的支持者来完成，以确保培训者能得到生活所需的物资。所以该地区不提供工资，他们不会给教育机构的同志发薪水。相同的措施也将适用于培训社区健康工作者的同志。

其他地区的同志生活情况不尽相同。例如，丛林边境区、丛林策尔塔尔区与洛斯阿托斯高地的同志情况就不同，且差异很大。在一些地区，他们共同劳动养牛，当同志们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第一步时，他们立刻意识到一些问题。

举个例子，为了在区域层面上进行集体劳动，同志们意识到，由于这些社区彼此之间距离很远，他们必须花很多钱才能到达他们可以集体劳动的地方。这将花费很多钱，所以同志们决定分配任务，但工作本身仍然是集体性的。假设这是一个区域——假设这栋房子是一个区域——但是每个社区都离其他社区很远，从一个社区到另一个社区有时甚至需要10个小时的车程。于是这片区域的同志们达成了协议。这个区域中可能有不同的集体劳动项目，比如这里有一个面包店（指了指建筑），那边角落里有一个鞋匠，这边的另一个地方有一个出产某种产品的农场，那边是该区域的另一个集体项目。所以为了避免额外的开支，所有的社区、基地，都在离他们最近的集体项目中工作，只有来自每个社区的代表会见面开会讨论工作的进展情况。

这里的重点是，那里没有人不参加集体劳动。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想问，但是那些不想做集体工作的人怎么办？我们不强迫任何人工作，我们只是对他们说，“如果你不想工作，那没问题，同志，但是作为萨帕塔主义者，当我们需要每个人合作出钱出力达成某个目标的时候，你必须自己掏腰包。”

在我们的行动和实践中，我们的同志就是这样生存以及开展自己的运动的。我们已经看到那些原本不想参与集体工作的人也在慢慢融入其中。

在那些集体养牛的地区也是如此。他们所有的集体劳动都是为了抗争，为自治运动服务。但在有个区域，我们在实践中所学到的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起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当我们要求百分之百的集体工作时，我们失败了。当很多抱怨和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情况不对。

抱怨是因为没有盐或没有肥皂。有人抱怨说，收获的产品没有按时分发，有人投诉说，子女众多的同志与孩子很少的同志分配到的东西一样多。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意识到，如果社区、区域、自治市和整个地区可以就如何组织工作达成协议，那就更好了。

关键是他们需要时间陪家人，也需要时间参与集体事务，这就是同志们的工作方式。以牛为例，当我谈到养牛的时候，并不是只有一种方式。例如，有一些养牛的合作社也做牛的繁殖。还有一些人不这样做，他们只购买小公牛，把它们养上几个月，然后卖掉它们，把赚得的利润拿去买另一只，就像在交易商品一样。

有的地区从事制鞋工作，我们的同志在那里做鞋子。那里的同志对养牛的人意见很大，称那些被屠宰或者死亡的牛的皮没有得以利用，都腐烂了。由于没有人知道如何制作皮革，马、驴、骡子的皮都被白白浪费了。所以这些同志希望找人教授他们如何制作皮革。但是没有人愿意教他们，因为他们在购买皮料的地方寻找老师。也许你们有认识的人可以教我们。

萨帕塔经济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像BANPAZ、 BANAMAZ这样的自治银行——没人知道为什么这些同志会这样命名。现在他们称之为BAC，也就是自治社区银行。这些银行贯彻着两个理念。一个是提供基本生活必需品，比如肥皂、盐、糖等等；第二，银行为同志们的金钱需求服务，一旦同志们出售他们的豆子、玉米、猪，或者其他什么产品，他们可以把这些钱用于投资建造当地商店。这样一来，他们销售产品所赚的钱就可以进入集体合作社，他们所赚的微薄利润就可以用来推动自治运动或反抗运动，而不是为一些政党谋福利。

这就是他们在BAC自治银行所做的事情。在此之前，当我们的同志不得不向别人借钱时，不管是不是向萨帕塔主义者借，他们每月都要付高达15％的利息，这意味着他们被利用了。所以同志们为了日常生活的正常开展和商业所需创建了这些自治银行。当然，不要以为它是完美的，这些同志们在这项工作中也遇到了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正在得到改善，如果说有什么好事发生的话，那都多亏了社区中男男女女的决定。

例如，如果我因为家人健康问题从自治银行借了一万比索，之后我的孩子或妻子的病治好了，我要付2%的利息。如果不能治愈，我的孩子或妻子去世了，那么借给我的钱就会损失掉，我不必还钱。这是该地区人民达成的一项协议：如果有人死亡，那么这些钱（用于医疗保健的贷款）就不必偿还。

自治银行的资金来自哪里？同志们在不同的地区以不同的方式筹集资金。例如，为了不给同志们，也就是自治银行存在的基础带来太沉重的负担，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同意每个支持者每月需要支付1比索。所以这个月，也就是五月，我应该存1比索，然后在六月我再存1比索。作为支持者，我每年就需支付12比索。考虑到我们有数千个支持者，那么到年底就会有1.2万或1.5万比索。这些钱进入基金，进入自治银行。

钱也来自兄弟姐妹的资助捐赠，他们都是与我们团结一致的男女同志。他们资助的一部分成为了基金，进入了自治银行，另一部分则投入了区域内的集体事业项目。

另一种获取资源的方式是区域内的协议。丰收时节，不管是咖啡还是玉米，他们都同意将一部分贡献出来。比如说，每位支持者都贡献80公斤的玉米，或者50公斤的豆类，然后按吨出售，出售所得就会进入基金。最后，支持者将决定是把这笔资金存入自治银行还是投资于其他地方。

同志们按地照区规划的另一番事业是在农田[2]集体劳作，或者在咖啡种植园内集体工作，当他们出售丰收成果之时，就会得到另一种形式的收入。

好，在这里我们还想分享一些别的事，假，你就会意识到有些事仍将继续。昨天我们谈到了非政府组织，我们说项目比以前少了，但这并不是因为非政府组织不存在了，也不是因为非政府组织不再经营项目了。它们仍然存在，但发生了有些另我们反感的事情。几年前，一个非政府组织找到善政议会的同志，提议进行一项保健项目，他们有40万比索来支持这项工程，同志也同意了。后来这个非政府组织回来解释项目将会如何运作，但这次来的人是该组织的另一个成员，所以善政议会要求查看项目文件和关于项目全部资源的信息。

“你还没有这些吗？”这位非政府组织成员问到。“没有，所以我们才找你索要，”委员会如是回答。这位非政府组织成员说，“噢，我很乐意提供给您。”所以他们去拿了资料然后交给我们。我们发现，这个项目的预算竟是140万比索。所以这个非政府组织给了我们40万比索，自己却截留了100万比索。当然，后来他们说是因为要付电费和房租和其他我们不知道的费用。但从那一刻起，我们开始思考，我不知道该怎么说，“非政府组织”不应该是“非政府性”的组织吗？这些人来依附那些与不公不平、其他一切苦难邪恶斗争的人，他们很聪明，不是吗？

从这一刻起，同志们提醒各地区的委员会务必小心。现在我们会向每一个前来汇报他们项目的非政府组织询问他们的项目总预算。有时他们会说“哦，我们会带给你的”，但很多年过去了，资料还是杳无音讯。哈，一定是他们的车找不到了吧。

这就是事情的经过。有些非政府组织留了下来，他们在这里陪伴着善政议会的同志。但这并不是说没有非政府组织通过项目自筹资金，甚至可能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声称他们与萨帕塔自治市一起合作反抗，但不管怎样，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我再给你们举一个例子，解释同志们怎么获得资源。这与医疗保健有关，因为善政议会的同志与一些提供帮助的医生达成了协议。医生告诉我们有两类手术，小型手术和大型手术，小型手术的费用在2万到2.5万比索之间，大型手术的费用要高得多。所以为同志们提供帮助的医生会去自治医院做手术。

这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帮助，因为他们挥动柳叶刀，摘取需要摘取的“零件”，病人也不必为此花费一分一厘。同志们只需为抗生素付费，为了避免感染，在手术后他们需要服用这些药物，但花销只有一千到一千二比索。换句话说，他们可以省下一笔可观的钱。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另一种筹集资金的方式就消息的传播。消息会在各个社区传播。我们昨天说到，政党支持者也去萨帕塔医院，因为他们没有医生，没有外科医生。关于同志们是如何组织的消息传开后，所有的政党支持者都去了与同志团结一致的医生们的医院。同志们所做的是在他们的区域议会中决定为此向政党支持者收取一些费用，但他们也不想收取太多的费用。例如，如果医生说一次手术价值6000比索，那么这位病人将只需支付3000比索。如果他们说一个手术值8000比索，那么这个病人只用付4000比索。通过这种方式，政党支持者仍然省了钱，因为如果不来这里治疗的话，在别的医院他们得支付2万至2.5万比索。

这是同志们获得收益和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有些地区有制作工艺品的合作社；有些地区有一些同志或在养牛合作社或贩卖食物，当有特别活动时，他们还会定期做集体劳动。比如每当我们聚会时，食品集体供销社就在那里贩卖食品。

正如我们在该地区所称的那样，在集体劳动中，起义的萨帕塔自治市的友好政府和善政议会负责促进和激励，以及向秘密委员会的同志寻求建议和鼓励。

现在同志们的支持者也参与进来，在大会上对力所能及的集体事务提出建议。我们讨论的集体事务能真切帮助大家理解和监督我们的政府，因为不论是善政议会还是自治市，我们的政府都是项目的执行者。因为这些项目都是人民的血汗，同志们要求管理机关需提供透明账目：进账多少钱，花费多少钱，钱用在何处，还剩多少钱。他们不会放松对机关的监督；他们对人民负责，你可以想象如果钱不见了会发生什么。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犯罪的人必须参加集体劳动而不是去坐牢，因为他必须在劳作中偿还偷取或浪费掉的钱。

因为我们谈论的是数百个工作的人，所以在我们从事的集体劳动中，小问题的出现会很快变成大问题。例如，我知道在玉米地里有活干，参与劳作的每个人都需要一把镰刀，一把小镰刀，但这时另一个同志带来了一把大镰刀。这意味着什么？关键在于当我劳作时，普通的小镰刀够不了多远，而拿着大镰刀的人则能收割更多田地。这意味着如果我是拿着小镰刀的人，我会觉得我挺狡猾，因为我做的工作更少却不会被发现。所以当有这种情况时，机关或集体劳动的负责人会给每个人都分配两米的地，这意味着想偷奸耍滑的人只会自讨苦吃。

正是这些事情使人们灰心，让他们丧气并带来问题。他们开始议论，“为什么我们的领导人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因为是他的姐夫，他的岳父或者什么亲戚吧。”总是有这类问题，对吧？所以人们开始寻找解决方法。但可以肯定的是，的确有些人抽烟或磨刀是为了浪费时间，人们总是想尽办法偷偷摸摸。我希望这种事不会发生在你们身上，因为一旦发生，你们就笑不出来了，你会明白的。所以关键是，就像我们昨天说的，尽管有这些问题我们也不会放弃，我们很顽强，很冷静，我们不忽视问题。我们寻求解决方案，提出建议，阐明现实，这就是我们将一直延续的行事方式。

对于我们讨论的集体劳动，真正给我们带来帮助的是下面这种工作方式：把一个月分为10天的集体劳动和20天的家庭劳动，每个人都同意这种方式。不同地区决定可能有所不同，比如集体劳动5天，家庭劳动25天。但每个地方都在社区、地方、自治市或地区层面上达成了一致。这是集体劳动项目开展的四个层次，也就是说在四个层次上都召开过大会并都达成了一致。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想说的是，组织起来就是力量。我们在每件事上都有所组织，拥有共同的信念，并时刻提醒自己——我们需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认为没有人会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无论是政府还是其他任何人。所以同志们，我们必须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我们必须思考，我们必须讨论，我们必须分析，我们必须相互勉励，我们必须与支持者一同商讨。我们的同志们真正把这一切发展到了精深的境界：他们甚至建立了执行机制，因为这需要一个完整的进程布局。

假设我们在这里时善政议会给予了一项建议。我们身为机关人员明白这项建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基层还不知晓它的重要性，因此我们需要回去告知他们。这会花费10或15天的时间，随后我们将举行另一个大会，看看结果如何。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通过一些程序作出决定。但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并得以实现的，是因为我们组织起来的力量。

组织使我们团结，所以将你们自己组织起来如此重要。但一旦你尝试组织大家，一个问题就会首先出现——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怎么做？你会看到一大堆的问题涌了出来，这也是我们与你们交流的原因。因为你们这些想要组织起来的人必须要有勇气，否则你们可能会成为第一个打退堂鼓的人。我说打退堂鼓，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也许你会窃取他人的果实，也许你只擅长指手画脚而不是自力更生，提出要求大喊大叫，自己却什么都不做。或者可能恰恰相反，你疯狂地劳作，回头却发现你的同伴并未以像你这般勤劳，于是你满心疑虑，“为何我要在这该死的地方折煞自己？”

当你尝试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告诉你的都是真的。我们告诉你这些，因为事实本就如此，没有其他办法。就算你踏破铁鞋想另寻他法，也不会有终南捷径。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反叛，或者说，你必须反叛当下的制度。但如何？现在，同志的支持者们也已奋起反抗。政府没有办法插足这里，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望洋兴叹；在经济方面，我们甚至真的小有成就。我们没有缴纳数百万比索的税款，但也没有收到他们号称要分发出来几百万比索，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或多或少算是扯平。但是，政府绝对无法干涉我们的文化或社会生活。

我能看到你们的眼皮已经在打架了，那么明天我们再继续。

起义副司令官莫伊赛斯 (Moisés)

^[1] 培训社区教育者的人

[2] Milpa: 墨西哥传统的以玉米为主，豆类瓜类等多种作物同耕作的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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