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难题——分裂摧毁民族国家，毫无意义的全球一体化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武《孙子兵法》
自由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是领土争霸的新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冷战）的结束绝不意味世界超越了两极争霸时代，步入了在胜方霸权下的稳定状态。冷战结束后，虽有明确的战败者（社会主义阵营），但很难说谁是胜利者。美国？欧盟？日本？还是他们三者共同获胜？
事实上，里根和撒切尔所谓的“邪恶帝国”的战败，意味着没有主人的新市场的开放，也自然就意味着对这些市场的争夺和征服。不仅如此，冷战结束后新国际秩序中新市场和新领土的争夺导致了新的世界大战，即第四次世界大战。
与所有大战相似，此次战争迫使民族国家重新定义，另外世界秩序已然回到了美洲、非洲和大洋洲被征服的早期时代——这奇怪的现代性，倒是进步回过去了。20世纪的暮年与前几个世纪的野蛮更相似，却不像科幻小说中那和平理性的未来。
冷战后广袤的疆土，无限的财富，尤其是丰富又可用的劳动力在排队等候世界的新主人。可惜，只有一个主人宝座虚位以待，却有许多候选人跃跃欲试。那些自诩“正义帝国”间新战争的爆发风雨欲来。
如果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由美国和苏联分别领导）之间爆发，席卷多个地区，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烈度，与此不同的是，第四次世界大战是在全球范围内各主要金融中心之间进行，其猛烈和持续程度亦是叹为观止。
自二战结束以来到1992年，全球共发起149场战争，导致2千3百万人死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由此可见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程度。
从国际间谍的地下活动，到罗纳德·里根总统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中的星际空间，从古巴的猪猡湾到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从疯狂的核军备竞赛到拉丁美洲的恶性政变，从北约军队的威逼策略到中情局特工在玻利维亚阴谋杀害切·格瓦拉，虽名为“冷”战实际火力全开。即使战地变更，核危机时而叫嚣，（也许正因为如此）最终社会主义阵营作为一种世界体系被整体削弱，并以解体告终。
”第三次世界大战显现了“全面战争”（在所有地区以所有形式）给胜利者带来的好处：资本主义。后冷战时期，我们看到出现了新的全球形势，其中主要矛盾点是无人区日益扩大（由苏联及东欧集团的崩溃所引起），大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不断扩张，世界经济危机和以信息为基础的新技术革命。和之前工业革命以机器替代手工一样，这次信息革命旨在以电脑替代人脑（至少是替代其数量不断增加的重要功能）。生产资料（工业服务业）的“总体人脑化”由电信研究和网络世界爆发而加速。
至高无上的资本国王，搞金融的人，便开始琢磨统治新世界和所剩无几的旧世界战争手段。有了电脑和席卷全球的科技革命，金融市场在写字台后运作，将他们的规则和世界观强加在整个地球上。“全球化”只不过是金融市场逻辑的极权主义向生活的各个方面延伸的全球化罢了。民族国家（还有他们的政府）曾控制自身经济，而如今却被金融力量、商业自由贸易同样的基本逻辑控制——或者说被遥控。这一逻辑得益于电信的发展，其创造了一种新的渗透方式，适用于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终于来了一场场彻头彻尾的世界大战了！
战争的第一个牺牲者就是国内市场。新自由主义发动的战争就仿佛在混凝土空房内发射子弹，子弹反弹，最终打伤开枪的人。国内市场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基础之一，现今被全球金融的枪林弹雨驱逐殆尽。新的国际资本主义让国家资本主义黯然失色，也逐步扼杀了的公共权力。这一打击如此残酷，以至主权国家失去了反对国际市场并捍卫本国公民和政府利益的力量。
新的世界秩序是冷战结束后的精美展品，已被新自由主义的剥削击得粉碎。国际资本主义冷漠无情，将历史进程和世界未来牺牲殆尽。谈笑间公司和国家灰飞烟灭，但摧毁他们的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劲风，而是世界金融风暴。
在这一进程中，亲子（新自由主义）弑父（国内资本），同时也在摧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谎言，显然在新世界秩序中，没有民主自由，没有平等互助，也没有相亲相爱。冷战结束后的寰球舞台变成了由混乱统治的新战场。
在冷战即将结束时，资本主义制造了一种新的军武威胁：中子弹，一种能杀死生命却能保留建筑物的武器。可以荡平整座城市消灭居民，却不用花钱重建。军武行业给自己道贺，象征着非理性的原子弹已经被理性的中子弹所取代。但随着第四次世界大战的展开，人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奇物：金融炸弹。不同于广岛和长崎的核爆，新型炸弹并非简单摧毁城邦（在这里指国家），造成居民的死亡、恐惧和痛苦，也不同于中子弹的选择性毁灭。它把目标变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拼图中的一块，爆炸的结果不是黑烟弥漫的废墟，也不是千万丧生者的尸体，而是新全球大型市场的商业大都会中的贫民窟，而且劳动力也为适应新的全球就业市场进行了重组。
欧盟是新自由主义的高度市场化和现在第四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之一。在欧洲，全球化成功地消除了几个世纪以来敌对国家之间的边界，迫使它们走向政治联盟。在从民族国家到欧洲联邦的路上，未来会堆满毁灭和废墟，其中一个废墟就是欧洲文明。
超大城市正在地球上不断繁衍，他们最喜欢的产卵地是世界自由贸易区。”美洲属于美国人”，在北美，美国久已有之的征服梦想，已通过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奏响序曲[1]。在南美洲同样的有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之间制定的”南方共同市场”；在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和毛里塔尼亚建立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亚太地区也是一样。金融炸弹全球爆炸，国家领土被重新征服。
超大城市正在取代国家吗？不，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只是这样。新自由主义给国家赋予新功能、新范围和新视角，整个国家都变成了大企业的某个部门。因此，新自由主义一方面造成破坏和人口的减少，另一方面造成区域和国家的重建、重组，以便打开新的市场，并使现有市场更现代化。
与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具有训诫、恐吓和胁迫性质的核武器不同，第四次世界大战的金融超级炸弹在本质上就非同寻常。通过摧毁主权国的物质基础（民族法制政治文化和历史对抗经济全球化），减少领土内人口来攻击民族国家。这种人口减少包括排斥所有对新经济无用之人（例如原住民）。但与此同时，金融寡头正在致力于民族国家的重建，并按照一种”经济至上”的新逻辑将其重组(已研发的经济模型强加于脆弱的或者不存在的社会关系上。)。
举个例子来说，第四次世界大战的农村战场便可看出这个现象。金融市场要求农村现代化，以求增加农业产出。但是结果是传统社会经济关系的破坏：人们大批从乡村移民到城市，就像大仗一样。同时城市地区劳工市场饱和，想要寻求更好的生活的人们换来的确实收入分配不均。
原住民世界也有许多例子说明了这一战略：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中美洲部主任伊恩·钱伯斯指出，世界各地的原住民（3亿人）生活在拥有地球60%自然资源的地区。因此，”涉及到这么多商业和政府的利益，在土地的使用和未来发展问题上存在多种冲突就不奇怪了。自然资源（石油和矿物）的开发和旅游业是威胁美洲原住民保留地的主要产业。”[2]其次就是环境污染、卖淫和毒品。也就是说，破坏及人口减少和区域重建重组共存。
在新战争中，曾经是民族国家基石的政治已荡然无存。现在，政治的作用仅仅是管理经济，政客只是公司的管理者。世界的新主人不再是政府，也无需直接统治，国家政府承担着代表他们管理事务的代理人角色。
新秩序意味着将世界统一为单一市场。国家只是打着政府幌子的企业，而新的地区性联盟更像购物中心，而不是政治联盟。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是统一经济：在这个巨大统一的全球超市里，只有金钱商品在自由流通，而人却全无自由。
这种经济全球化还紧跟着一种»普世”思维方式。然而，即使新世界花样百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征服地球的过程中却不乏陈旧迂腐。 美国生活方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美军一同进入欧洲，随后在60年代进入越南，前些年海湾战争又送来借力东风，现在正通过互联网伴随金融市场扩散到整个地球。
我们不仅看到民族国家的物质基础被破坏，也看到历史和文化的湮灭（打击之重，但我们对其研究却甚少）。各国所创造的精神瑰宝——辉煌的美洲原住民历史、欧洲的灿烂文明、亚洲各国的文化瑰宝以及非洲和大洋洲代代相传的财富——所有的一切都在经受美国生活方式的攻击。新自由主义借此破坏国家和国际团体，将资本主义强以加之，以便将它们融化为单一模式。因此，新自由主义发动的反人类战争是一场全球战争，是有史以来最可怕和最残酷的战争。
所有战争都有对抗有输赢，有毁灭现实后残留的碎片。把这个荒谬的新自由主义世界拼凑起来，还少了很多块拼图。尽管如此，地球表面的这场大战留下的废墟中，能找到至少七块，我们从这七块着手拼凑，重燃希望，以期这场冲突不会以其最虚弱的对手——全人类的毁灭而告终。
。现在我们把七块拼图勾勒出来，着色，裁剪，和其他拼图拼凑起来，来尝试解决这个全球性的难题。
第一块是在全球的社会两极上，财富和贫穷的双向累积。第二是对整个地球的全面剥削。第三是那些注定要流离失所的人们的梦魇。第四是犯罪与国家政权之间肮脏牵连。第五是国家暴力。第六是超级政治的奥秘。第七则是人类反抗新自由主义的多种抵抗形式。
第一块拼图：财富集中和贫困蔓延
第一步，画出一个金钱的符号
在人类历史上，世界秩序的特征是不同社会模式为推选各自的荒谬而争斗不休。在颁奖时刻，新自由主义将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在其””分配”社会财富的过程中，它仅仅荒谬地分配双向累积：为少数人积累财富，为亿万人积累贫困。
不公正和不平等是当今世界的显著特征。地球，太阳系中第三颗行星上有50亿人类居民[3]:其中只有5亿人生活舒适；剩下的45亿人在贫困中聊以生存。贫富不均更是令人乍舌：富人只有一小撮，而穷人则数量众多，其差距实属罪过。富人拥有数十亿美元资产，这弥补了他们在人数上的少数。全球358位最富有的亿万富翁拥有的总财富，超过了全球45%最贫穷居民的年收入，换句话说，他们坐拥约26亿人的年收入。
金融巨鳄的金表链是成千上万百姓身上沉重的枷锁。通用汽车的业务额要高出丹麦的GDP，福特的比肩南非的GDP，丰田的比挪威的GDP还要高。[4]与此同时，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却在下降，并且还得争抢公司工作岗位，面临工厂倒闭，劳动场所变更的问题。在所谓的”资本主义发达经济体”中，失业人口高达4100万。
循序渐进地，财富慢慢聚集到少数人的手上，而贫困在越来越多人中蔓延，现代社会就这样被打上了时代的标签：荒谬的不平等中脆弱的平衡。
新自由主义经济系统的衰退实为可耻：全球债务总和（企业政府及机构债务）超过3.31兆美元，是全球生产总值的130%，每年还以6%到8%的速度增长，比GDP增长速度快四倍。[5]
主要跨国公司的发展并不必然有助于发达国家的发展。相反，这些大公司越富有，在所谓的”富裕”国家就有越多贫穷。贫富差距巨大，发达国家非但没有消除此差距，社会不平等反而更为突出：
在美国，1983到1989年间，最富有的人占有61.6%的国家财富，而80%的百姓却甚至不能分到1.2%。在英国，居无定所的人数翻了一番，靠社会福利生存的儿童从1979年的7%增长到了1994年的26%，英国贫困人口（收入在最低工资一半以下）从5百万增长到了1370万，10%的最贫困人口失去了13%的购买力，而10%的最富有人群的购买力却增加了65%。5年来百万富翁的数量翻了一番。[6]
九十年代初期，大概37000家跨国公司以其170000家附属机构为触角，牢牢把控了国际经济。然后权力中心只在世界200强手中。从80年代一开始，这些公司便无休止地通过收购合并甚至号称“拯救”扩张。如此，跨国公司生产总值已从70年代中期的17%增找到了1982年的24%然后到了1995年的30%。世界排名前200家集团公司，业务遍布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剥削农业，工业制作，金融商贸服务等等。地理上讲分布在10个国家：日本（62家）、美国（53家）、德国（23家）、法国（19家）、英国（11家）、瑞士（8家）、韩国（6家）、意大利（5家）、荷兰（4家）。[7]
现在，我们画出的货币符号是世界经济实力的象征。请把它涂成美元绿，尽量忽略它令人作呕的恶臭，这些粪土和血腥的气息，就是它与生俱来的气味。
第二块拼图：全球剥削
第二步，画出一个三角形
新自由主义的谎言之一，就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就业增长和财富均分，这当然是虚假的。就像国王权力的增强不会带来臣民权力的增强一样，金融资本的专制也不会改善财富的分配，也不会创造就业机会。事实上，其结构性后果是贫困、失业和不稳定。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世界上极度贫困人口（世界银行将此定义为每日收入1美元以下用以维持最基本温饱的人群）已增长到两亿。到了九十年代初，这个数字就已达到20亿。再者，所谓的世界200强公司占世界经济活动的1/4以上，而它们所雇佣的员工仅为188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世界劳动人口的0.75%。[8]
由此以往，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贫困或即将贫困，越来越少的人是富人或可能成为富人，这些是第一块拼图的教训。为了得到这个疯狂的结果，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正在对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进行”现代化”。新技术革命（信息技术）和新政治革命（从民族国家废墟中崛起的特大城市）带来了一场新的社会””革命”。这种社会革命包含了对各种社会因素的重新部署和组织，其中重点是劳动力的重组。
全球经济活动人口（EAP）在1960年为13.8亿人，到了1990年增长到了23.7亿人，能够工作和创造财富的人数的大量增加。但是，劳动力被世界新秩序安排在特定的地理和生产区域，并在世界全球化的计划内被重新分配职能（有部分劳动力没有职能，如失业和不稳定的工人）。在过去20年里，全球经济活动中各部门人口发生了根本变化。农业和渔业人口从1970年的22%下降到1990年的12%；制造业人口从25%下降到22%；但是第三产业（商业、交通业、银行和服务）人口从42%上升到56%。在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从1970年的40%增长到1990年的57%，而农业和渔业已从1970年的30%降至1990年的15%[9]。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工人被引导到提高商品生产、加速制造的必要活动中。因此，新自由主义体系就像那类超级老板，他们将世界市场视为一个单一、整体的企业，依照”现代化”标准来管理。
但新自由主义并非乌托邦般的”理性”，它的”现代化”似乎更接近资本主义成为世界体系时的野蛮本性。比如这种””现代的”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依赖童工，女性和移民。全世界共计11.48亿儿童中，至少有1亿人露宿街头，2亿人过早工作，根据预测，到2000年，这一数字将增至4亿。仅在亚洲，就有1.46亿儿童在汽车部件、玩具、纺织、食品、五金及化工厂房工作。但是剥削儿童的现象不仅局限于发展中国家，40%的英国儿童和20%的法国儿童不得不工作来补贴家用，或者仅仅是为了生存。还有许多儿童受雇于”娱乐业”：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每年有100万儿童被迫从事性交易。[10]
新自由主义野兽依靠同质进程践踏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甚至练饮食都不放过。“就全球范围来讲，我们虽然可以看到每个国家和地区饮食消费习惯的特别之处，但是同质化进程是无法忽略的，不同地区的生活文化特征都被迫趋向单一。”[11]
这只野兽给让全人类负重不堪。全世界数百万工人的失业和不稳定劳动也是一个难以消除的现实。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国家，失业率从1966年的3.8%上升到1990年的6.3%；仅欧洲，这一比例就从2.2%上升到6.4%。
全球化市场正在摧毁中小型企业，随着本土和区域性市场的消失，中小型生产商得不到保护，无法与大型跨国公司竞争，只得大面积破产，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因此失业。新自由主义的一个荒谬之处在于，生产的增长非但不会创造就业，反而会破坏就业。用联合国的话说就是”没有就业的增长”。
但噩梦并没有就此结束，工人们也被迫接受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工作保障减少、工作时间延长和工资降低：这些都是全球化的通常结果，尤其是服务业的爆炸式增长的结果。”在富有国家，劳动人民遭受多方面的打击：工作流动性极高、工作岗位无合同、工资不稳定而且通常不够温饱、无退休保障、非正式职业、应受保护人群（比如儿童）被迫用工等等。”[12]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全球社会大起底。生产过程、商品流通、劳工力量的重组产生了一种特别的过剩：有一部分过剩的人类，由于不生产、不消费、不向银行借款，在世界新秩序中毫无用处。简而言之，人类可以是用后即抛的。大型金融机构每天都在世界各地的国家和国际团体耀武扬威，施行他们的律法。他们重新安排这些国家的居民，在一系列运作之后，他们还能发现”过剩”的人口。”自然地，人口过剩问题逐渐尖锐，这些人不但忍受极度贫穷地打击，还无依无靠被社会唾弃，他们唯一能做是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没有工作没有家，只剩一口破塑料袋或者纸箱子与他们相伴。”[13]
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范围内真实工资水平减少，同时社会花费（医疗教育住房饮食）降低、反工会政策流行，这些都在创立新自由主义政策重新激活资本的根本。”[14]
好了，你现在画出的是一个类似三角的图形：它描绘了世界范围内剥削过程的金字塔。
第三块拼图：移民，流浪的梦魇
第三步，画出一个圆
我们已经谈过，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存在着许多还未被征服的新领土（前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些 ”新世界秩序”需要再征服的区域。在这种情况下，各金融中心采取了三重罪恶的战略：”局部战争”和”国内冲突”激增、资本的非典型积累路径、动员大量工人。这样的结果，是数以百万计的移民在车轮滚滚中流浪地球。他们是冷战胜利者承诺的””无国界地球”中的”外国人”，被迫忍受着种族主义迫害、不稳定就业、文化认同的丧失，还有警察镇压、饥饿、监禁和谋杀。
“从美洲的里奥格兰德河到‘欧洲’申根区，到处可见两相矛盾的趋势：边境一边大门紧闭，拒绝劳工移民，一边又模棱两可地吸引外国劳动力参与到种种经济活动中。”[15]
移民、难民、流离失所者，叫法不同，法律意义不同，有时被容忍更多是被拒绝，但是同受苦难，在世界各地都是””外国人””。移民的梦魇在继续生长，无论其成因为何。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统计范围内的难民人数不成比例地从1975年的200万，增加到1995年的2700万人以上。
国家间边界被消灭了（对于商品来说），全球市场引导世界经济：商品和服务的流通及消费，都以跨洲逻辑来设计。”新世界秩序”按照每个资本环节管控劳工流动，哪里有需要就让工人去哪里。然而，与新自由主义所吹嘘的”自由竞争”恰恰相反，劳动市场日渐被移民流所左右。就技术劳工来说，虽然相较世界移民其数量甚少，但是从所谓的人才流失可以看出经济和知识权力端倪。但不管是技术劳工还是普通劳工，新自由主义移民政策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遏制移民，不如说是为了破坏世界劳动力市场的稳定。
第四次世界大战自带环境破坏、人口减少和重建重组机制，迫使百万人流离失所。他们的命运是驮着沉重的噩梦在世界各地流浪，仿佛对有工作的劳动者带来了威胁，变成了帮老板们转移矛盾的替罪羊，新自由主义引发的种族歧视由此萌芽。
这就是全球移民梦魇的形状，围绕世界旋转的恐惧之轮。
第四块拼图：金融全球化和犯罪的普遍化
第四步，画出一个矩形
大众媒体将全球犯罪头目描绘成这副模样：衣着古怪的粗俗男女，住着荒诞不堪的房子，要么就是身陷囹圄。但是这是掩盖了更多事实的假象：无论是现代黑帮的真正大佬，还是他们的组织，以及其政治经济影响力，都没有被公开。
如果你认为犯罪世界一定是躲在阴暗角落鬼祟行动的，那你就错了。在所谓的冷战时期，有组织犯罪就更体面了。它不仅开始以学习现代企业模式运作，而且还深深地渗透到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中。
随着第四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新国际世界秩序”执行，世界市场开放，之后商贸和国际金融私有化并放宽监管，有组织犯罪活动便已经全球化了。
根据联合国数据，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全球年产值达到了千亿数量级，总量堪比世界低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标准划分）及其3亿居民的GDP总和。其中囊括了贩毒、倒卖军火、走私核武原料和其他黑手党管控的活动，比如卖淫赌博黑市等等。
可是，这个数据没有考虑的，是合法企业控制范围内有组织犯罪持续投资的严重性，还有它们在合法经济各部门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性。[16]
五大洲的犯罪组织打着”世界合作精神”的幌子联合起来，以便征和重组服新的市场。他们不但参与犯罪活动，也参与合法经营。投资合法的生意，不仅是为了洗钱，也是为了获得非法活动的资本。他们尤其偏爱豪宅投资、娱乐产业、媒体、工业、农业、公共服务是银行业的活动。
这是阿里巴巴[17]和40个银行家的故事吗？比这更糟。商业银行正利用有组织犯罪获得的赃款从事合法经营：借贷、投资金融市场、购买外债分红、买卖黄金和外汇等。在许多国家，犯罪组织已然成为国家的债权人，通过它们市场的股份影响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在证券市场，它们同样投资于金融衍生品和原材料投机市场。[18]
这还不算，有组织犯罪还得利于避税天堂的存在：全球大约有55个这样的避税天堂。其中之一的开曼群岛，作为世界上第五大银行中心，这里的银行和注册公司比当地居民还要多。巴哈马、英属维京群岛、百慕大、圣马丁岛、瓦努阿图、库克群岛、毛里求斯、卢森堡、瑞士、英属诺曼底、都柏林、摩纳哥、直布罗陀、马耳他都是有组织犯罪和大金融公司勾结的好地方。
和洗钱一样，这些避税天堂也使逃税成为可能。它们是政府、商人和黑手党头目相互勾结的场所。金融领域的高科技，也让资金快速周转和销赃更加容易。
合法和非法企业日益交织在一起，给战后资本主义结构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黑手党投资于合法业务，反过来，他们通过控制参与洗钱或与犯罪组织关联的银行或公司，将金融资源输送到非法业务中。银行假装所作交易皆善意而为，他们的老总不管存款的来源。””不问任何问题”的口号、银行的保密做法和交易的匿名性，都是为了保障有组织犯罪的利益，保护银行机构免受公众调查和起诉。大银行不仅因为收取高额佣金而接受洗钱，而且还向黑手党提供高利率贷款，不惜伤害工农业生产性投资。[19]
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债务危机导致原材料价格下跌，使得不发达国家的收入大幅减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复苏”这些国家的经济而采取的经济措施，反而加剧合法企业的危机。因此，这些国家只好发展非法经济来填补国内市场崩溃留下的空白。
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显示，为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许多债务国被迫接受了给涉及犯罪的寡头企业提供便利的结构性调整方案[20]。
在这个矩形镜子里，合法和非法相互映射，相互依存。所以说，镜子的哪一边是罪犯？哪一边又是执法者呢？
第五块拼图：非法势力的合法暴力
第五步，画出一个五边形
在新自由主义中，国家将自己蜷缩到””只剩最不可或缺”的地步，所谓的””福利国家”不仅已然过时，而且还赤裸裸地脱掉了成就本身的国计民生。
在全球化的卡巴莱表演[21]中，国家表演了一场脱衣舞秀，在表演结束时，它身上只剩遮羞布：统治的暴力机器。由于其物质基础被摧毁，失去主权和独立性，阶级政治消失，民族国家日益成为一个安全机构，仅为这场第四次世界大战中新自由主义建设的大企业服务。
与其将公共投资放到社会开支中，民族国家更愿意改进统治设备和武器，一切都为了完成政治很多年前便无法完成的任务：更有效地控制社会。
现代国家统治工具自称””合法暴力专家”。但当市场法则孕育暴力时，我们该怎么办？那么，哪里有合法的暴力？哪些又是非法的呢？当供给需求的市场法则藐视国家机器时，备受打击的民族国家能声称垄断暴力吗？我们在第四块拼图上不是已经表明，有组织犯罪、政府和金融中心是紧密勾结的吗？这些犯罪团伙可以依靠真正无国界的军队，比对手的火力要强大得多，真难道不是路人皆知的吗？暴力的垄断不再属于民族国家：市场已将其拍卖售出。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除了合法非法暴力的争议外，还有“理性”暴力和“非理性暴力”的辩论（个人认为是伪辩论）。
知识分子界中（这里要强调一下，其任务着实复杂，不是简单地站“左翼或者右翼”，“政府派或者反对派”“好人坏人”等等。）某些人认为暴力可以“理性地”实施，选择性地管理（甚至有人抢先推行“暴力的营销”），像手术刀那样被“外科医生”用来切掉社会之瘤。上个世纪美国联盟的军备竞赛便是有此思想背景，“新世界秩序”下的武器和军事行动极其精准，与手术刀无异。智能炸弹由此诞生。（一个报道过沙漠风暴[22]的记者曾告诉我，这些炸弹实际不那么智能，很难区分医院和导弹仓库，如果不确定，炸弹不会选择放弃，而会选择毁灭。）到头来，像萨帕塔村镇的同志们说的那样，波斯海湾还是离恰帕斯州府相去甚远（尽管库德人的境况与这个以“自由民主”为荣的国家的原住民惊人地相似），在我们仍在为“自己”奋斗的时候，也就不去妄谈“那场”战争了。
“理性”和“非理性”暴力之间的冲突开辟了一条有趣的讨论路径，不幸的是，在当今时代并非毫无用处。例如，我们可以考虑什么是“理性”。如果答案是“国家的理性”(假设它存在，最重要的是，假设新自由主义国家存在某种理性)，那么是否该考量“国家的理性”对应“社会的理性”（当然也得假设当今社会尚存一丝理性）？还是不是更应该问，国家的“理性暴力”是不是就是社会的“理性”暴力？到这里可谈的也不多（除非是闲谈），现代“国家的理性”正是“金融市场的理性”。
但是，现代国家如何管理其“理性暴力”呢？从历史的角度来开，这种“理性”持续多久？是选举周期决定，还是政变决定？历史上多少被称赞的“理性”到现在都变成“不理性”了？
英国人民“感激”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为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和彼得·施韦泽(Peter Schweizer)合著的《下一次战争》(The Next War)[23]作了序言。
在这篇序言里，撒切尔夫人对冷战世界和后冷战世界之间的三个相似之处提出了一些思考：第一，“自由世界”永远不会缺少潜在的挑衅者。第二，“民主国家”需要对潜在的敌人具有军事优势。第三，军事优势首先必须是科技上的。
在序言的结尾，所谓的“铁娘子”定义了现代国家的“暴力理性”，指出“战争可以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进行。但情况总会变糟，因为一个强权纵认为它可以在不战争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目标，或者至少是一场可以迅速赢得的小战争——因此，计算失败了。”
对温伯格和施韦泽来说，“未来战争”的战场是：朝鲜和中国（1998年4月6日）、伊朗（1999年4月4日）、墨西哥（2003年3月7日)、俄罗斯（2006年2月7日）和日本（2007年8月19日）。毫无疑问，谁有可能成为潜在的挑衅者：亚洲人、阿拉伯人、拉美人和欧洲人。几乎整个世界都被认为是现代民主”的潜在敌人”!
逻辑（至少在自由主义逻辑）：在现代，权力（即金融权力）知道它只能通过战争“实现其目标”，不是通过一场“可以迅速赢得的小战争”，而是通过一场全面的、全球性的战争。如果我们相信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说的:“我国政府的优先目标之一是确保美国的经济利益能够扩展到全球范围，”[24]那么我们就必须理解全世界各人各地（也就是“一切的一切“)，都是这场战争表演的剧场。
依此类推，当关于“暴力垄断”的讨论背离市场经济法则，而是自上而下的挑战时，世界强权就会在挑战中“找到潜在的敌人”。为了人类，为了反抗新自由主义，这就是原住民武装和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简称萨民解）发起的种种挑战抗争中，最少被研究和最受谴责的一种。
我们画出一个五边形，因为美国军事力量的象征是五角大楼，它代表了新的世界警察。它希望所有国家的军队和警察只是一个乖乖的安全机构，只用在新自由主义的超级都市中维持秩序和繁荣即可。
第六块拼图：超级政治和他的侏儒
第六步，尽情涂鸦！
我们之前说过，国家受到金融市场的攻击，被迫在超大城市中解体。但是，新自由主义并不仅仅通过””统一”国家和地区来进行战争。它的破坏、减少人口和重建重组战略也造成民族国家内部的风雨飘摇或分崩离析。这就是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悖论：虽然表面上努力消除边界并””联合”各国，实际上却在新自由主义的爪牙下藩篱林立国家瓦解。那些借口、意识形态、思想旗帜之外，目前破坏民族国家同意的世界动态，也响应同样是全球性的一种政策，这政策深知在民族国家的废墟之上，能更好地行使强权，繁衍生息。
如果有人仍怀疑全球化是场世界大战，那请看看由民族国家解体引发的冲突：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都揭示了危机的深度，不仅粉碎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也摧毁了他们的社会凝聚力。除了现阶段俄罗斯联邦与车臣战役之外，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不仅仅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在“自由世界”铁腕下陨落的悲惨命运，也昭示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等级不同程度的分裂。分离主义倾向在西班牙（巴斯克、加泰罗尼亚、加利西亚）、意大利（帕多瓦）、比利时（佛兰多斯）、法国（科西嘉）、英国（苏格兰、威尔士）、加拿大（魁北克）还有其他国家比比皆是。
我们之前提到大城市的建设，现在又谈了国家的分裂，两者都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尸体之上。这是两个独立平行的事件吗？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两个方面吗？它们是即将发生的重大危机的前兆？或只是单独的、孤立的事实？
我们认为，它们代表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内在矛盾，也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核心事实之一。贸易边界的消除，电信、高速互联网的爆炸式发展，无所不在的金融市场，国际自由贸易协定，种种全球化进程都加速摧毁民族国家和破坏国内市场。而国内市场又不彻底消失或融解到国际市场中，只是日渐割裂且增多。
听起来很矛盾，全球化造就了一个满是孤立碎片（还是时常对立的碎片）的割裂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水密隔间，而这些隔间最多只能被脆弱的经济通道（其稳定性堪比金融资本那风向标）连接起来。一面破碎镜子映射出一个个小世界，反映了新自由主义拼凑出的无意义的世界统一。
尽管新自由主义宣称将统一世界，但它不仅仅是分裂了世界，还制造了指挥这场战争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如果向们之前指出的那样，金融中心将其市场法则强加于国家和国家联盟，那么我们应该重新定义一下政治，也就是政治事务的范围和界限。也就应该讨论一下超级政治，毕竟它决定着所谓的“世界秩序”。
我们所说的超级政治，并不是指有多少人参与其中，在这个“超级球体”中的人数是很少，非常少的。超级政治使国家政治全球化，换句话说，它迫使国家政治跟随全球利益（许多时候与国家利益相悖）、按照市场逻辑也就是经济利益运作。
简而言之，整个国家的生存条件：战争、信贷、商品买卖、外交认可、贸易封锁、政治支持、移民法律、政变、压迫、选举、邦交关系、国内政体瓦解、投资都是以市场经济（犯罪）的名义决定的。
金融市场的全球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都不那么关心个别国家领导人的政治面貌了。在他们看来，只要保证各个国家对新自由主义经济计划（世界经济超级计划）的尊重，要让金融原则，必须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政府，不管其政治倾向。这些世界主宰者甚至可以容忍左翼政府的存在，条件是他们不能采取可能损害市场利益的措施。但是，他们是永远不可能容忍另一种政治经济社会的组织形式巩固起来。
在超级政治看来，国家政治是由遵守金融巨头指令的侏儒操纵的，并将永远如此——直到侏儒们起义。
所以在这里，你看到的是代表超级政治的涂鸦，根本找不到一丝理性。
第七块拼图：零星的抵抗
第七步，画一个口袋
“首先，请你们不要把抵抗和政治上的反对混为一谈。反对派不反对权力，而是反对政府，它达成目标的完整形式只是一个反对党。而抵抗，显然不能成为一个政党：它不是用来执政的，而是用来……抵抗的。”
引自托马斯·塞戈维亚，《指控》，墨西哥，1996年。
全球化表面看似万无一失，但在顽强反抗的现实面前处处碰壁。在新自由主义发动世界大战的同时，世界各地那些不愿做奴隶的群体组织着大大小小的反抗核心。财阀帝国面临着反抗团体的抵抗。
是的，这些团体就像一个个口袋[25]。各种大小，各种颜色，各种形状。它们唯一的相似之处是它们对””新世界秩序”的抵抗，对新自由主义战争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的反击。
新自由主义企图将其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模式强加于人，它意图征服数百万人，并消灭在新世界版图中无处安置的所有人。但事实证明，这些””用后即抛”的人也会反抗，反击那些想要消灭他们的势力。妇女、儿童、老人、原住民、环保主义者、同性恋、艾滋病患者、工人以及所有那些不仅是””多余人口”，更是””扰乱”现有秩序和世界进步的男男女女，TA们站出来反抗，组织起来，发起斗争。当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平等又各异的独立个体，这些被””现代性”排斥的人开始组织抵抗，去反抗新自由主义世界大战带来的破坏、人口减少和重、重组进程。
例如，在墨西哥，所谓”特旺特佩克综合发展计划”[26]旨在建设一个现代化国际产品分销和组装中心。开发区包括一个工业综合体，用以提炼墨西哥三分之一的原油，精炼88%石化产品。跨大洋的运输路线包含高速公路、沿科特扎科勒斯河地区的天然水路，和作为连接中心的跨地峡铁路线（由五家公司控制，其中四家来自美国，一家来自加拿大）。这个项目将是在两个的装配区域。[27]于是，当地200万居民将成为装卸工、装配线工人或铁路警卫。同样，在墨西哥东南部的拉坎顿丛林，”拉坎顿丛林区域可持续发展计划”开始实施。它的真实目标是原住民土地收归资本主义的管理之下。在这里，除了有人们的傲骨和古老历史外，还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铀。
可以预见，所有这些项目结果之一是墨西哥的分裂（将东南部与该国其他地区分开）。而且既然考虑到战争因素，这些项目还有围剿的含义。为了镇压1994年爆发的反新自由主义起义，它们力求组成钳形围剿战略的一部分，攻击目标就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的原住民义军。
（既然提到原住民起义，那在这里插几句话：萨帕塔主义者认为，在墨西哥（必须强调在墨西哥），恢复和捍卫国家主权是反新自由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矛盾的是，萨民解被指控有意分裂墨西哥。可事实上，唯一的分裂主义者是塔巴斯科州的石油大亨和恰帕斯的隶属革命制度党的联邦议员。萨帕塔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的防卫必须放在全球化视野下考量，是统治集团企图分裂墨西哥，而不是（合乎公义）要求自治的原住民们。萨民解和其他国家原住民运动的最强音，都不希望原住民从墨西哥分离出来，而是希望TA们的差异性能够被承认，并同时成为国家的一部分。不仅如此，他们还想要一个民主、自由和公正的墨西哥。这种矛盾仍然存在，因为在萨民解为捍卫国家主权而斗争的同时，墨西哥联邦军队却在反对他们。政府把国家拱手让给强大的外国资本和毒品贩子，军队却在保卫这个破坏国家主权物质基础的政府。）
但是，反新自由主义的抵抗不仅存在于墨西哥东南部的山区。在墨西哥的其他地方、在拉丁美洲、在美国和加拿大、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下的欧洲、在非洲、在亚洲、在大洋洲，小团体的抵抗如雨后春笋。他们每一个都有自身独特的历史，有他们不同的公义、诉求、斗争和成就。
如果人类还有生存或者变得更好的希望，那希望就在那些被排除在外、被抛弃的人的小团体里。
以上就是一个抵抗团体的形式，但不要太过于迷信它。有多少抵抗就有多少形式，就有多少个世界，所以画出你喜欢的形式就好。就这些有关小团体的共性而言，他们都是抵抗者，也是缤纷多样性的体现。
毫无疑问，新自由主义的拼图游戏中还有更多的拼图。例如：大众媒体、文化、污染、流行病，但在这里我们只想给大家简要展示其中七个，这七个就足够了。所以在你画完图案，上色，然后把它们剪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没法把它们拼在一起。这就是全球化将要带来的世界问题:
这些碎片不匹配。
因为这个原因，还有一些本文暂不赘述的其他原因，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新世界。
一个保罗万象的新世界，一个涵盖万有的新世界……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起义副指挥官马科斯 (Marcos)
著于墨西哥东南部的山区
附注：这是一个由爱编制的梦。大海偎依在我身旁。一段时间以来，浪花与我分享着痛苦、疑虑和许多梦想，但现在她与我一起安睡在丛林的炎热夜晚。我望着睡梦中摇曳的麦穗，又一次惊奇地发现她还像往常一样，温热，清新，在我身边。窒息让我从床上爬起来，把笔塞给我，把老安东尼奥[28]带了回来，就像几年前一样…
我请老安东尼奥陪我去下面的河里溯溪。我们只带了一点点玉米粉吃，一连几个小时，我们都在跟着交错纵横的河道行进，饥饿和炎热一直折磨着我们。整个下午我们都在追赶野猪。当我们赶上它们时，天色已晚，但一只巨大的山猪从队伍中冲出，向我们发起了攻击。我扔下武器，爬上附近的树，简直把我所有的军事知识都用上了。老安东尼奥在敌猪袭击前毫无防备，但他没有逃跑，而是躲到一片芦苇后面。这只巨大的猪用它所有的力量向着芦苇丛冲去，却被荆棘和藤蔓缠住了。在它挣脱之前，老安东尼奥老人拿起他的旧火枪，朝它的头部开了一枪，定下了当晚的菜单。
黎明时分，在我保养完先进的自动武器（M-16, 5.56毫米口径自动步枪，可调节射击模式，有效射程为460米，安装有瞄具、三脚架和60发容量的弹鼓）后，我在我的军事日志中简略写道：”遇到一头猪，老安杀掉了它。海拔350米。无雨。”
我们在等待肉煮熟时，我告诉老安东尼奥，我的那部分战利品可以带回去准备营地的宴会。”派对？”他一边照料炉火，一边问道。”是啊，”我说，”不管哪个月，总有值得庆祝的事情嘛。”然后我就继续对代历法和萨帕塔庆典自以为是地高谈阔论了。老安东尼默默默默地听着，我想他可能对此不感兴趣，于是我也就入睡了。
在恍惚之间，我看见老安东尼奥拿着我的笔记本写了些东西。清晨早饭后，我们分了肉，各自走上返程之路。在我们的营地，我向我的上级报告，并把日志给他看，好让他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不是你的字吧，”他指着笔记本上的一页告诉我。在我那天所写的最后，老安东尼奥用大号字体写道:
“如果理智和力量二者不可得兼，那就选择拥有理智，让敌人占有全部力量。在许多战斗中，力量可以取得胜利，但在全部斗争事业中，唯有理智方可获胜。强者永远无法从他的力量中获得理智，但我们可以从理智中获得力量。”
下面用小字体写着“派对愉快！”。
显然我已不再饿了。所有的派对都像往常一样非常愉快，幸运的是“戴红丝带的少女[29]”离我们萨帕塔的热门游行巡遊还很远。
[1] 译者注：例如，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应是1979年设立的珠江三角洲经济特区。
[2] 与采访玛莎·加西亚为墨西哥《劳动报》的采访，1997年5月28日。
[3] 译者注：原文中”第三”意指地球在八大行星中距离太阳第三近。另本文著作时全球人口数量在50亿左右，现今此数据将近80亿。下文数据皆为文章所作时采集。
[4]弗雷德里克·F·克莱蒙《2%的社会控制着全世界》，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1997年4月号。
[5]同上。
[6] 数据来自1997年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
[7]弗雷德里克·F·克莱蒙《2%的社会控制着全世界》，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1997年4月号。
[8] 同上。
[9]胡安妮塔·德尔皮拉尔·奥乔亚·齐著：《当代资本主义中的世界劳动力市场》，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学系，墨西哥城，1997年
[10] 数据来自胡安妮塔·德尔皮拉尔·奥乔亚·齐
[11] 娜什丽·奥坎普·费格络娃，冈萨罗·弗洛雷斯·蒙德拉贡著：《1960到1990年间生计手段的世界市场》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学系，1994年
[12] 阿兰·莫里斯：《外国工人，穷困先锋》，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1997年1月号。
[13]拉蒙·费尔南德斯·杜兰著：《反对资本欧洲和经济全球化》，塔拉萨出版社，马德里，1996年
[14]娜什丽·奥坎普·费格络娃，冈萨罗·弗洛雷斯·蒙德拉贡著：《1960到1990年间生计手段的世界市场》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学系，1994年
[15]阿兰·莫里斯：《外国工人，穷困先锋》，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1997年1月号。
[16] 米歇尔·乔夫多夫斯基，《全球化的腐败》，混乱的地缘政治，1997年1月刊
[17] 译者注:这指的是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然而无意同名的中国电商是在这篇文章两年之后成立的，这很明显是个巧合。
[18] 歇尔·乔夫多夫斯基，《全球化的腐败》，混乱的地缘政治，1997年1月刊
[19] 同上
[20] 《犯罪全球化》，联合国，纽约，1995年
[21] 卡巴莱(Cabaret)是一种歌厅式音乐剧，通过歌曲与观众分享故事或感受，演绎方式简单及直接，不需要精心制作的布景、服装或特技效果，纯粹以歌曲最纯净的一面与观众作交流，可说是一种音乐上的情感交谈和亲切感觉的接触。
[22] 译者注：沙漠风暴为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1991年初对伊拉克实行的战略打击。
[23] Regnery出版社，美国华盛顿，1996年。
[24] 华尔街报，1997年1月21日。
[25] 译者注：原文bolsa/pocket有口袋和小团体的涵义。
[26] 2019年,由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领导的泛左翼新政府重新计划在墨西哥南部开发物流和采掘活动，这里的人民长期以来都在资本主义发展计划。
[27] 安娜·埃丝特·塞塞纳（1997年5月28日）。〈特万特佩克地峡：国家主权的边界〉。《田野杂志》。
[28] 译者注：老安东尼奥是一个睿智的人物，在起义副指挥官马科斯的许多演讲和故事中都有出现
[29] 《戴红丝带的少女》是墨西哥北方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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